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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制衡理论认为权力与权力之间制约和被制约、规范和被规范的关系本身也是需要制约和规范的，也是有度的，拥有任免权和监督权的机构也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也需要顾及权力行使的效果而不是一味地图痛快，也需要自我克制而不是发泄情绪，也需要运用政治技巧、权衡利弊而不是仅仅为了伸张正义。
如房屋登记行政争议中，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有效性、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等民事法律关系，对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关注原告的诉讼目的，有助于司法者通过形式直达病灶，解决实质争议，有时还会觅得功夫在诗外的捷径。
贾亚强，单位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案件而言，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关键。为使争讼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稳定，有效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查清案件事实，明确判断相对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上，法院作出禁止判决，防止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为。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60页。[27]黄学贤、丁钰：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反之，则司法权应谨慎介入。不仅要强调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的性质，还要认真对待与回应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实现权利救济的针对性和彻底性。而围绕这一问题，又产生了有关同意权、弹劾权、不信任权与解散权等多方面的论争。
同时，当议会与内阁冲突时，为尊重民意起见，也应当解散议会以待人民最后之裁判。领袖失去了施恩的能力，下台或死亡，派系就会瓦解。这一时期，国家的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了段祺瑞内阁的手中，而担任总统的黎元洪权力虚弱，也愿意与国会合作，因此议员中加强总统权力的倾向开始增长，加强行政权以平衡立法权的主张渐成主流。[69]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军队是最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团体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军阀＋宪政的组合，也就并非只是欺骗的伎俩，而实际上是在缺乏其他有效机制的条件下重构国家权威的一种必然。[37]参见吴宗慈，见前注[1]，页374。
杨幼炯，见前注[22]，页313。实际上，从当时的情境来看，贿选与反贿选的发生，都并非简单的道德问题所能涵盖，拥直与反直的派系斗争依然是贯穿这场历史闹剧的主线。但很快宪法商榷会再次分裂为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和民友社四派。在此后表决中，由于分歧过大，直到1917年国会被再度解散，依然未能对解散权限制问题形成多数意见，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国宪法制定的迟延。
[17]但最终，以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的限制条件还是获得了多数的支持。也正因为军阀政治的这种先天不足，我们也理解了宪政努力在民初得以存续的原因。本书的简体点校本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点校者于明、孔晶、王捷。从清末开始，随着地方主义的兴起和联邦制思想的传人，有关分权与联邦的讨论在清末立宪中已经开始出现。
但由于革命派议员在解散权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双方最终未能就此达成妥协。曹锟在议长吴景濂的支持下实施贿选，1923年10月当选总统，并随即颁布宪法，这部宪法也因此被称作贿选宪法。
在最后投票表决中，赞成省制的投票仅差四票不足三分之二，因而未能通过。因此，当1922年国会恢复时，省宪问题自然成为了争辩甚烈的焦点。
无论最初的北洋督军们如何试图维持内部的团结，组织上的分裂依然不可避免。而走出战争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一个为全部人共同接受的最高权威，即伟大的利维坦。[65]当有人提出继续护法事业时，孙中山愤然宣告：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民国首届国会在1913年10月完成宪法草案的三读。这是一个政体与国体的前问题，一个前宪政的问题。可直到此次国会结束，都依然未能达成共识。
进入专题： 政体 国体 建国 。在一般的解说中，民初十年的制宪历程往往被描绘成毁法与护法的斗争史。
约法在规定参议会有权弹劾国务员（第47条）的同时，却并没有赋予内阁和总统以对等解散国会的权力。[68]而作为晚清以来最早的现代化力量，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军队，成为了当时最为有效的替代性组织。
[61]尽管宪法的有效离不开民意的基础，但仅仅因为参与贿选总统，就将这些议员制定的宪法也冠以贿选之名，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参见孔凡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36。
由于双方的争执不下，国会最终放弃了对于解散权的表决。过去一直支持中央集权的熊希龄，在对武力统一丧失信心后，也通电支持联邦制，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487。[4]在这一语境下，十年制宪的艰难，被简单归结为反动军阀的破坏与阻挠，或是革命派的软弱与失误。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制宪者的品格低劣，因此由其所制定的宪法当然无效，即所谓宪法为建国根本，然果由犯罪团议决而宣布之，在根本＿上已失其尊严。
比如将袁世凯、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推定为天然的专制力量，而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则视作当然的趋向宪政、民主的进步力量。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军人干政实际上是不发达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一种必然，[67]而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也同样来自于清末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危机。
围绕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与地方军阀展开了多个回合的斗争。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面对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孙中山、宋教仁等原本支持联邦制的革命派领袖也纷纷转变了立场，倒向了集权主义。此外，还有一种调和两权的努力。
[51]在张朋园看来，梁启超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变化，可以用一个W来形容。南北和谈失败后，直皖与直奉战争相继爆发，最终直系获胜。客观地说，较之《临时约法》，《天坛宪草》在内阁制权力配置上有了较大进步。[29]辛亥革命和倒袁运动的成功，无不表明地方分权的重要作用。
[4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黄云鹏、段世垣、朱兆莘等议员均持这一观点。
尽管这一时期存在着社会震荡和政治分裂，但却令人惊讶地在民族目标方面产生了明确的共识。[76]与民族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也使得党军体制获得了远超过军阀体制的民意支持与合法性。
就革命派而言，在制宪之前就曾经有过较大的转变。正如汤漪所说，现在讨论关于解散权应否规定几已不成问题，所有争点厥为解散权是否应有限制并加以何种之限制而始妥洽。
